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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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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派道 先天混元炁·后天修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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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学打开世界·智者不匹夫 武者无懦夫
道家的丹道修炼,实际上是一门贯穿了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巨系统工程”。它不仅仅是一套健身操,更是一套完整且极其复杂的关于人、人体、乃至生命本质的探索与实践体系。它的形成与发展,和道教的创立一样,有着其独特的历史土壤和时代需求,其影响力之深远,早已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从九五之尊的帝王将相,到才华横溢的风流名士,再到田间地头的寻常百姓,无数人都曾在这套体系的神秘光环下,寻求过身心的安顿与生命的超越。可以说,在道教正式“挂牌上市”之前,这片充满了东方神秘主义气息的土地上,无数先贤和华夏子孙所创造的五花八门的神仙方术,早已为道教的诞生,铺好了从理论思想到具体操作方法的康庄大道。要搞清楚这套体系的来龙去脉,咱们得把时间线往前拉,拉到非常非常遥远的上古时代。最早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原始的巫教文化。早在商朝那会儿,人们对鬼神的崇拜就已经相当普遍了,遇到点事儿就得烧个龟甲、算个卦,或者搞个仪式祈福消灾。古人们真心实意地相信,通过这些操作,可以实现“上达天听、下通鬼域”的跨次元沟通,甚至能治病救人、起死回生。这些古老巫教里与鬼神沟通、通过降神来修炼自身的巫术,后来被道教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构成了道教多神崇拜以及那些看起来神神秘秘的祈福禳灾、祛病法术的核心来源。然而,道家的丹道修炼的真正崛起,更关键的是继承了先秦时期那些追求长生成仙的“仙家”们的衣钵,融合了老子、庄子道家学派关于修炼养生的深刻学说,并在春秋战国那个思想大爆炸的时代,吸收了诸子百家的智慧养分。这套体系的厉害之处在于,它不仅在东方开花结果,到了十八世纪,随着道家导引术传到西方,竟然还间接推动了西方近代的体育革命。英国那位鼎鼎大名的李约瑟博士,在他那部厚得可以当枕头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里就专门提到:“值得注意的是十八世纪时,中国的治疗体操传入欧洲,并在现代的卫生和治疗方法上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能得到这样至高无上的评价,足以说明道家的丹道修炼背后蕴含的巨大潜力和不凡价值。这门学问的研究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人”。它把人的身体当作一个精密的研究样本,竭尽全力去探索生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人与自然、与社会之间又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的终极目标非常明确:延长寿命、开发智慧潜能。因此,从生命如何运转,到新陈代谢的过程,再到生命存在的种种奥秘,都成了它研究的核心课题。所以,别看它表面上披着一层东方神秘主义的浓厚外衣,内里却藏着几千年来中国人探索人、人体、人性本质的宝贵经验结晶。要真正理解人体内部的秘密并控制其运动,道家的养生家们早就发现,光靠解剖刀这类“物理外挂”是远远不够的,那顶多算是初级阶段的手段。他们认为,必须借助一种更高维度的辩证思维方法。于是,道家的丹道修炼的理论体系,就在养生实践与哲学的相互碰撞、相互激发中蓬勃发展起来。他们不自觉地——或者说是极其超前地——发现并运用了现代控制论里的一些核心思想。最终,一个以“重人贵生”的人生观、“形神统一”的生命说、“性命双修”的内炼体系和“逆修返源”的仙道理论为鲜明特色的庞大养生学体系,就这样应运而生了。这种“重人贵生”的思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特色。从先秦时代开始,中国文化就展现出一种强烈的“人性”而非“神性”的特质。当时的主流思想环境,除了阴阳家那派比较特殊,喜欢“舍人事而任鬼神”之外,大部分思想家都更看重人的现实生活,对鬼神之说持保留态度。孔子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哲学的鼻祖,正是因为他率先提出了“人事第一”的道德化思想,并且非常关注衣食住行与健康长寿的关系,对“仁者寿”这个命题给出了肯定的答案。紧随其后的墨子,虽然也讲“明鬼”,但其核心关注点仍然是人的现实问题。在众多先哲中,第一个旗帜鲜明地指出“人”在宇宙中拥有卓越地位的,当属老子。他老人家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宇宙里有四个“大佬”级别的东西:道、天、地,还有人。人,是和天地平起平坐的!到了荀子那里,对人的定位就更加精辟了,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意思是说,人具备了其他动植物所没有的独特优点,因此是天下最高贵的存在。周秦时期的儒家经典《礼记》更是把人抬高到了“体天地之德”、“天地之心”的地位。汉代的学者们也基本继承了这一传统,认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正是在这样一种高度重视“人”的思想文化氛围中,积淀了中国几千年“重人论”的文化心理,为以人为研究对象的气功养生实践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认识方法。这些思想后来被道教全盘接收,并将其作为教义的核心要点之一,从理论上进行了充分的阐述和论证,提出了“重命养身,乐生恶死”的响亮主张。在东汉时期成书的《太平经》等几部道家重要经典里,反复强调着这样一种观念:“有身不自念,当谁乎?有身不自责,当责谁乎?复思此言,无怨鬼神。”这话的意思是,自己的身体自己不爱惜、不反省,还能指望谁呢?想明白了这点,就别去埋怨鬼神了。这种把人的生命看得无比宝贵的观点,与那些听天由命的宿命论者或者佛家的一些观念相比,充满了何等可贵的奋斗精神和积极姿态。于是,在以修身养性、延年益寿为首要宗旨的思想基石上,中国古代养生史上那句最振聋发聩的口号横空出世了:“我命在我不在天。”早期道教养生家发出的这声悠长而决绝的呼唤,正是道教那种敢于“逆转乾坤”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在中国养生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影响深远。直到宋元时期内丹派的兴起,这种思想更是闪耀出试图扭转天地运行规律、主宰自然法则的辉煌光彩,显示出恢宏的气魄和强大的人性魅力。这说明道教内丹派并非消极避世,而是选择正视现实,试图跳出有限的人生“轮回”,牢牢把握自身命运,从而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人生境界。从“形神合一”到“性命双修”既然要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么身体和精神的关系就成了一个绕不开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也恰恰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最早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讨论的,大概要算《管子》。它认为,人的精神来自天,是由最精华的物质构成的;人的身体来自地,是由气构成的。这已经展现出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倾向。而且它还认为,如果把精气说成是独立于身体之外的存在,那是不对的,精神和形体必须是统一的。后来《荀子·天论》篇更是明确肯定了精神对形体的依赖关系,提出了“形具而神生”的经典论断,意思是说,有了物质的身体形态,才会有精神活动的产生。道教的思想家们吸收了这些合理的思想精华,从而建立起“形神统一”的生命观念。这一观念奠定了中国古代养生体系的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着眼于人体内部生理和心理功能的全面改善与完善。这一点,与西方养生体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方的养生更侧重于人体肌肉、骨骼等物理性能的强化提高,而道家的养生,则深入到了心灵与精神的层面。可以说,在层次与深度上,确实有着天壤之别。基于这样的理论基础,“性命双修”这个核心修炼方法便历史性地被提了出来。“性命”与“形神”其实是两对可以相互通用的概念。“性”和“神”,都指向人的心性、精神、意识活动,道家也管它叫“真意”、“真神”或“元神”。而“命”和“形”,则指人的身体形态和生命活力,也叫“元精”、“元气”。虽然称谓上有所不同,但本质是相通的。围绕这个核心,道家逐步形成并建立了一个极其显赫的“性命双修”理论系统,其修炼方法也千变万化,达到了精深博大的境界。南宋的内丹大师张伯端就说:“金丹之道,性命双修,是为最上法,故曰金仙。”元代的全真七子之一丘处机也说:“金丹之秘,在于一性一命而已。性者天也,常潜于顶(泥丸);命者地也,常潜于脐(气海)。顶者性根也,脐者命蒂也。一根一蒂,天地之元也,祖也。”内丹修炼把人体的精、气、神看作是三大“宝贝”。从五代时期钟离权传给吕洞宾的丹法来看,早期是从修“命”入手,一步步来。后来到了吕洞宾、陈抟这一代,受到了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开始大力倡导“性命双修”,并且将儒、释、道三家的修炼大法精华熔于一炉,其理论和方法的玄妙神奇,达到了一个顶峰。因此,道教这种独一无二的“性命双修”养生学,和西方的养生学相比,有一个显著的差异:道教养生学是一整套人生的修养方法,它的最终目的是借由这个方法,完成人生的最高修养境界,也就是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状态。而西方的养生学,则单纯地以健康长寿为唯一目的,不怎么涉及心性与道德的修炼,所以在他们的著作里,大多只谈论体质与力量。与中国本土的佛教、儒家养生学相比,道教又多了一个“命功”的修炼。而“性命双修”本身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个大原则。修炼者可以从修心(性功)开始,也可以从炼精(命功)下手,最终都要做到双管齐下。炼精、炼气、炼神、还虚,这是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性功和命功是两大纲要,具体操作上又以炼心、炼性、炼精、炼气、炼神为五大要法,再配合“合、虚、静、定”四个字的功夫口诀,这就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严密的内炼体系。人体是个“迷你宇宙”道家的丹道修炼的理论基础,是一种“类比宇宙论”的人体生命哲学。丹道学家们常常用“人体小天地”这句话来概括这一思想。《阴符经》里说:“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意思是说,整个宇宙的奥秘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万物的变化都源于自己的身体。他们认为,人体这个“小天地”,与宇宙那个“大天地”是同构的,遵循着同样的运转规律,有着同样的生成程序。因此,只要能彻底搞清楚人体生命发生发展的本原与程序,就能找到炼丹成仙、超越生死的终极道路。这个“类比宇宙论”主要有两套解释模型。一套是根据《道德经》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句话衍生出来的。另一套则是以宋元以后形成的“无极生太极,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五行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来解释内炼的原理。后面这套理论,是由北宋著名的道学理论家陈抟所开创的,他流传下来的《无极图》,“其图自上而下,以明逆则成丹之法”,被内丹家们誉为长生不老的秘密图谱。据说这幅图后来几经辗转,传到了周敦颐的手里。周敦颐得到这幅图后,把它颠倒了顺序,改了名字,附会在《周易》后面,变成了儒家的秘密传承。周敦颐的意图是“顺而生人”,所以他的图是从上往下看的,代表了宇宙万物顺向生成的过程。而内丹家则认为,要成仙,就必须“逆炼归元”,也就是逆着这个生命生成的过程往回修。根据太极图的生化顺序,内丹家认为,修炼的过程就是:由后天的阴阳动静,通过逆向修炼,让五行颠倒(心肾相交,坎离互换),实现阴阳混合,最终重返到混沌未分的太极、无极状态,从而结成金丹,羽化成仙。《性命圭旨·元集》里那幅著名的“日乌月兔图”,就形象地表达了这种逆向修炼的观点。流派纷呈:从“内丹”到“符咒”到了明清时期,道教养生学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李约瑟博士在谈到明代内丹术时曾说:“生命之丹的观念在中国徘徊了几个世纪以上……确实引起了明代几个皇帝的爱好。”历史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接见过著名道士刘渊,还在1430年派人去寻找一个叫张三丰的炼丹家,到了1459年,明英宗还给张三丰封了个“通微显化真人”的荣誉称号。道教最重视的就是“炼养”。“炼”指的是炼精、炼气;“养”指的是养性、养神,也叫“习静”。最终的目标,就是达到延年益寿,甚至是长生不老的境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各种各样的方法层出不穷,比如占卜、画符念咒、祈祷禳灾、静功、动功、外丹、内丹、房中术、辟谷、服食丹药等等。这些方法统称为“道术”,也叫“方术”或“方技”。道教内部人士也称之为“仙术”。后来,南朝的刘勰把它们分为“三品”,阮孝绪则分为“方内道”和“方外道”。到了宋代,马端临又重新做了分析。再往后,内丹家们更简洁地把这些方术分成了两大类:一类是“炼养”,主要由丹鼎派运用;另一类是“符篆”,主要由符篆派掌握。早期张道陵创立的天师道和金元时期的正一道,都属于符篆派。这里重点介绍的两部道家气功著作《性命双修万神圭旨》和《万法秘藏》,恰好就是这两大派别所掌握的两大类仙术中非常有代表性的秘籍。深解一:内丹术——人体的终极炼金术内丹术,可以说是道家炼养功夫的集大成者。那么,到底什么是“内丹”呢?简单来说,它就是人体内精、气、神三者的高度凝炼物。元代的陈致虚说:“其用则精气神,其名云金丹。”“金丹”这个词本来是“外丹”的别称,因为外丹术炼的是金石铅汞之类的矿物质。内丹家借用了这个概念,用“丹”来象征日月、阴阳、心性、神气,通过“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的步骤,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炼就传说中的“金刚不坏之身”。因此,道教的炼养之道,也被称为“金丹大道”。它是动功、静功、气功、房中、服食等多种功夫的综合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其修炼过程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性命双修万神圭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脱颖而出的一部奇书。它据说是明代尹真人高徒黄元吉继承其师秘旨所著,堪称内丹修炼秘籍中的“秘中之秘”。全书分为元、亨、利、贞四集,详细论述了内功修炼的每一个过程和具体手法。书中所记载的三乘九转功法,比如救护命宝、退藏沐浴功夫、玉液炼形法则、观音密咒法、法轮自转功夫、龙虎交媾法则等等,据说修炼了可以补虚益气、返老还童。而像天人合发、聚火载金秘诀、乾坤交媾、周天璇玑口诀、灵丹入鼎功夫等,更是内丹的最高境界。最终的目标是化身出阳神,超出三界,达到“一觉圆明,六通顿开”的境界,也就是出现心通、神通、天眼通、天耳通、宿命通、他心通、神境通等种种特异功能。此外,这本书还有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它的配图画得极其精美,是历代道书所无法比拟的,被誉为“仙术工笔之精品绝唱”。深解二:符咒术——与神秘力量的沟通协议道教的符咒之术,同样也是道教气功学的一部分。由于其本身带有的浓厚神秘色彩,在现代科学语境下不太容易进行探讨研究,但它在民间流传得极其广泛,许多秘法都被秘密收藏,内容极为丰富庞杂。“符”,就是符篆。它是一种由道士书写的,笔画屈曲、似字非字的图形。“篆”则是记录天曹官属佐吏名号的秘文,其中还夹杂着各种符图。在《正统道藏》等道家典籍里,这类秘文秘法非常多,内容涉及天文、地理、人事、预测、医学等各个领域,可以说无所不包。古人相信,佩戴符图或者喝下符水,就能够“灾害不能伤,魔邪不敢难”。奇怪的是,即便在科学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些方法在一些地方仍然流传不息,其生命力之强悍,令人感叹。在许多秘法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此皆大符也。”并且解释说:“此符出于老君,皆天文也。老君能通于神明,符皆神明所授。”这里说的“老君”,就是被尊为“三清”之一的太上老君;而“天文”,就是民间所谓的“天书”。这些“天书”里记载的各种神符,式样繁多,大多是篆体字形,并且各自配有咒语。从符的名称,就可以看出它所具有的特殊功效。历史上,五斗米道、太平道、灵宝派以及南北天师道等,都是以擅长符箓而闻名于世的派别。到了金元明清时期,正一道与全真道两大道派并立,正一道仍然以符箓之术在世间广为流传。“咒”,与“祝”通用。在古代,普通人在面对各种不公和压迫时,常常无处申诉,更无力反抗;或者遇到坏人坏事,却不知道是谁干的;或者被人冤枉,又没法自证清白。在这些含冤受气、百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们只好求助于冥冥之中的神灵来替天行道,惩罚恶人。即便是亲朋好友之间,为了表明心迹,也常常采用诅咒发誓这种请天地作证的方式。这也是祝、咒能够广泛流传的一大原因。道教的咒语,源于古代的巫祝。和符箓一样,有文字记载的说法是它们都起源于东汉。但实际上,很可能自有人类社会开始,符咒就已经应运而生了,因为文字的形成总是远远晚于实际生活。符和咒是密不可分的,画符时要念咒,用符时也有咒语,几乎所有的法术都是符咒并行。咒语,被认为是施法者精诚达意的心声。在祈祷时,它是赞颂和召请神灵的言辞;治病时,它是传递法术功效的声音;修炼时,它又是安神定意、澄清心念的秘诀。每句咒语的结尾,通常都有一句“急急如律令”,听起来就好像是人在指挥请来的神明一样。道教里有专门以禁咒符水为人治病的职业人士。“禁”,就是制止的意思,指其法术可以制止疾病、消除灾殃。《后汉书》里就记载,有人能用“越方”,也就是禁咒之术治病。《抱朴子》里也说:“吴越有禁咒之法,其有明验,多气耳。”意思是,懂得禁咒之法的人,可以进入瘟疫流行的地方,和病人同床共枕而自己不会被传染。这种方法还可以壮人胆量,让受害者在精神上得到安慰,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甚至可以“气禁金疮”,让伤口止血,还能续骨连筋。对于这些看似玄乎的方术,现代科学又是如何看待的呢?其实,如果剥去其迷信的外衣,或许能发现一些合理的内核。方术的原理,在很多方面近似于精神疗法,或者是借助了某些尚未被完全理解的自然因素(如天体磁场)来达到治病目的。现代医学已经反复证实了一个许多古代巫医方士都熟知的事实:只要病人坚信治疗有效,那么治疗效果往往会非常明显。这是基于强大的身心相互作用机制。许多气功经典,包括《万神圭旨》,都反复论述“百病皆由心起”的观点。人在精神压力巨大的状态下,往往百病丛生;而处于良好的精神状态中,则身体强健。这已经是无需赘述的事实。再比如所谓的“神水”、“圣水”,当代许多气功师所制作的“信息水”能够治病的实例,也早已为人所知。这或许可以为我们理解古代的符水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一些符咒方术中也确实包含了科学因素。比如画符必须用朱砂,朱砂本身就是一味中药,有镇心安神、清热解毒的功效。治晕厥者,在念咒画符的同时,让病人喝下薄荷汤——因为薄荷具有疏散风热、清利头目的药效。治酒醉者,念咒画符后,配以葛根汤——因为葛根有解酒毒、散郁火的作用。治刀伤出血,道士会含一口冷水喷在伤口上,再贴上用冷水浸透的黄表纸,这确实能止血定痛。这其中的奥秘在于,符咒起到了精神安慰的作用,而黄表纸本身是用白矾水浸泡制作的,白矾具有止血、消毒、定痛、收敛伤口的药效。所以,许多看似迷信的活动,其内里可能隐藏着朴素的科学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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